希伯来语隶属于闪含语系。公元前3000年前，犹太民族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腓尼基人，并从他们那里继承了一套语言体系，经过数世纪的漫长演进，成为了最初的希伯来语，也成为了《圣经》所使用的语言。
然而从公元前6世纪发生的“巴比伦之囚”开始，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从未摆脱过征服或被征服的命运。在长久的动荡流离中，散落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为了生存，不得已需要使用所在地的语言，渐渐地希伯来语在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频率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则是希腊语、拉丁语甚至阿拉伯语等等。至中世纪，希伯来语基本丧失了语言交际属性，宗教与仪式属性日益增强。希伯来语很少出现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但在书面文体中，希伯来语得到了继承。原因一方面是，犹太人赋予了希伯来语以神圣感，仍然有人会阅读并吟唱希伯来语写成的《圣经》、《塔木德》。更有甚者，在中世纪，生活在基督教国家的犹太人，基本上都把希伯来语作为唯一的书面语言；另一方面，希伯来语也被用于诗歌与小说的创作。中世纪时期，西班牙与意大利地区甚至出现了一些非常有名的希伯来语诗人。
从这一层面来说，希伯来语并非“死而复生”，因为希伯来语本质上来说没有“死”。做一个不甚恰当的类比，那时的希伯来语之于犹太人，就如同现如今的文言文之于国人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绝少使用文言文交流沟通，但很多人仍然可以无障碍阅读并理解文言文。
不仅如此，希伯来语在日常生活中以另外一种形式“存活”了下来。随着犹太人在全球的流徙，希伯来语渐渐渗入德语、俄语、阿拉伯语等语言，互相影响甚至生发出新的语言来。这其中最好的例子便是意第绪语，它是德语与希伯来语的混合，一开始为居于欧洲、特别是居于德国的犹太人所使用。197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格，便是一位用意第绪语进行写作的作家。
19世纪中后期，欧洲各地的民族主义思潮蔓延，犹太人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犹太启蒙运动蔚然成风，进而发展成为犹太民族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在1881年，俄国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事件，大量犹太人迁回现位于以色列地区的定居点，在这里，操着各种语言的犹太人难以互相理解对方的意图，因而急需一种共同的语言作为交流媒介。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背后很大一部分的驱动力是政治，因而对于语言乃至文化层面的复兴，复国主义者一开始是没有明确方向的。
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之父”的西奥多·赫茨尔就是倡导犹太语言文化复兴的代表人物。他曾在《犹太国》中写道：“我们想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会有不少困难……我们当中有谁掌握了足够的希伯来语，能靠它去买一张火车票？” “困难是很容易被克服的。每个人都能保持他可以自由思考的语言……”字里行间的意思是，相较于语言，信仰更容易使民族团结起来。
希伯来语的命运，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个名叫艾利泽·本-耶胡达的俄国犹太人所改变。
这位1881年就移居至犹太人定居点的年轻人显然意识到了语言与文化之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他的观点是“政治复兴诚可贵，文化崛起价更高”，唯有唤醒古老的希伯来语，才能真正使犹太民族的文化火种世代传递。
进入20世纪，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再次高涨，犹太人认识到了依托任何其他力量，都无法保持犹太人身份上的独立性，因而重新确立某种崭新的民族身份势在必行，任何其他语言都被视作犹太人在某一地区艰苦地流徙漂泊的见证。因而犹太人潜意识里是抗拒这些语言的，这也为希伯来语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在1911年的第十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希伯来语成为了正式的会议语言，由此得到认可，随即迅速进入了以色列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中。
二战结束后，遭遇重创的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希伯来语成为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其对于以色列的意义更是重要：犹太人使用希伯来语交流、书写，并将这一语言发扬光大；试图通过希伯来语以及伴随这一语言所形成的文化重新找到身份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