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合外币，只须硬性规定；翻译外文，却没有那么简单，有时折而不合，简直要用“现金”交易。
所以Kung Fu在英文里大其行道，而“新潮”、“迷你”之类也流行于中文。外来语侵入中文，程度上颇有差别。
“新潮”只是译意，“迷你”则是译音。最初的外语音译，例如“巴立门”、“海乙那”、“罗曼蒂克”、“烟士披里纯”、“德谟克拉西”等等，现在大半改用意译，只有在取笑的时候才偶一引用了。
真正的“现金” 交易，是直引原文。这在20年代最为流行：郭沫若的诗中，时而symphony，时而pioneer，时而gasoline，今日看来，显得十分幼稚。
英国作家常引拉丁文，帝俄作家常引法文，本是文化交流不可避免的现象。
今日阿拉伯的数字通行世界，也可算是一种“阿化”：西方书中，仍有少数在用罗马数字，毕竟是渐行淘汰了。
中国的文化博大而悠久，语文上受外来的影响历来不大；比起西欧语文字根之杂，更觉中文之纯。
英国九百年前亡于法系的诺曼第，至今英文之中法文的成份极重，许多“体面”字眼都来自法文。
例如pretty一字，意为“漂亮”，但要意指美得高雅拔俗，却要说beautiful——究其语根，则pretty出于条顿族之古英文，故较“村野’”；而beautiful出于古法文，更可上溯拉丁文，故较“高贵”。
在莎剧中，丹麦王子临死前喘息说：
Absent thee from felicity a while，
And in this harsh world draw they breath in pain
历来评家交相推许，正因前句死的舒解和后句生的挣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absent和felicity两个复音字都源出拉丁，从古法文传来，harsh、world、draw、breath四个单音字却都是古英文的土产。在文化上，统治者带来的法文自然比较“高贵”。
相对而言，中国两度亡于异族，但中文的“蒙古化”和“满化”却是极其有限的。倒是文化深厚的印度，凭宗教的力量影响了我们近两千年之久。
但是，尽管佛教成为我国三大宗教之一，且影响我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等至为深远，梵文对中文的影响却似乎有限。
最浅显的一面，当然是留下了一些名词的音译或意译。菩萨、罗汉、浮图、涅槃、头陀、行者、沙弥之类的字眼，久已成为中文的一部分了。
我们习焉不察，似乎“和尚”本是中文，其实这字眼也源于梵文，据说是正确译音“邬波驮耶”在西域语中的讹译。又如中文里面虽有“檀越”一词，而一般和尚却常用“施主”而不叫“檀越”。
梵文对于中文的影响，毕竟限于佛经的翻译，作用的范围仍以宗教为主，作用的对象不外乎僧侣和少数高士。
刘禹锡“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李贺“楞枷堆案前，楚辞系肘后”，柳宗元“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其实真解梵文的读书人，恐怕寥寥无几。
到了现代，英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不但借基督教以广传播，而且纳入教育正轨，成为必修课程，比起梵文来，实在普遍得多，但对中文的害处，当然也相应增加。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中国文化正当盛期，中文的生命厚实稳固，自有足够的力量加以吸收。但本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借英文及翻译大量输入，却正值中国文化趋于式微，文言的生命已经僵化，白话犹在牙牙学语的稚龄，力气不足，遂有消化不良的现象。
梵文对中文的影响似乎止于词汇，英文对中文的影响已经渗入文法。前者的作用止于表皮，后者的作用已达周身的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