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8年3 月14日，钱玄同在《中国今后文字问题》一文中就说：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至废汉文之后，应代以何种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
唯Esperanto现在尚在提倡之时，汉语一时亦未能遽尔消灭；此过渡之短时期中，窃谓有一办法：则用某一种外国文字为国文之补助……
照现在中国学校情形而论，似乎英文已成习惯，则用英文也可；或谓法兰西为世界文明之先导，当用法文……
从中学起，除国文及本国史地外，其余科目，悉读西文原书。如此，则旧文字之势力，既用种种方法力求灭杀，而其毒焰或可大减——既废文言而用白话，则在普通教育范围之内，断不必读什么“古文’发昏做梦的话……新学问之输入，又因直用西文原书之故，而其观念当可正确矣。」
在钱文之前，《新世纪》第四十号已发表吴稚晖的意见：
「中国文字，迟早必废。欲为暂时之改良，莫若限制字数；凡较僻之字，皆弃而不用，有如日本之限制汉文……若为限制行用之字所发挥不足者，即可搀入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以便渐搀渐多，将汉文渐废。」
钱文既刊之后，胡适和陈独秀立表赞同。
胡适说：
「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陈独秀则说：
「吴先生‘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怪；循之进化公例，恐终无可逃，惟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各国反对废国文者，皆破灭累世文学为最大理由，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六十年后重读这些文章，其幼稚与偏激，令人不能置信。所谓世界语，始终不成气候，将来可见也难成功。
至于中文，岂是少数一厢情愿的‘“革命家”所能废止？
六十年来，中文不但废止不了，而且随教育的普及更形普及，近年西方学生来中国学习中文的，更是越来越多。
我国学者和外国的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文学不但肯定其价值，而且加强其评析，并不当它做“腐毒思想之巢窟”。
六十年来，我国的作家一代接一代努力创作，累积下来的成就足以说明，用白话文也可以写出优秀的诗、散文、小说、评论。
但是六十年前，所谓文学革命的健将，一味鼓吹西化，并未远瞩到这些前景。
1919年2月11日，傅斯年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长文里说：
「近一年来，代死文言而兴的白话发展迅速的很，预计十年以内，国语的文学必有小成。稍后此事的，便是拼音文字的制作。我希望这似是而非的象形文字也在十年后入墓。」
傅斯年此文论调的激烈，和他的那些新派老师是一致的。此文刊出前一个半月，他已发表了一篇长文，叫做《怎样做白话文》。
他认为中国白话文学的遗产仍太贫乏，不足借镜，要把白话文写好，得有两个条件。第一就是乞灵于说话，留心听自己说话，也要留心听别人怎样说话。
傅氏说：
「第一流的文章，定然是纯粹的语言，没有丝毫羼杂。任凭我们眼里看进，或者耳里听进，总起同样的感想。若是用耳听或眼看，效果不同，便落在第二流以下去了。」
不过，傅氏立刻指出，语文合一的条件并不充足，因为口语固然有助文章的流利，却无助文章的组织，也就是说，有助造句，却无助成章。
所以，要写“独到的白话文，超于说话的白话文，有创造精神的白话文”，尚有赖于第二个条件。
这第二个条件，傅氏说：
「就是直用西洋人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技（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
傅氏又说，理想的白话文应该包括：
「1）逻辑的白话文：就是具逻辑的条理，有逻辑的次序，能表现科学思想的白话文。2）哲学的白话文：就是层次极复，结构极密，能容纳最深最精思想的白话文。3）美术的白话文：就是运用匠心做成，善于人人情感的白话文。」
照傅氏的看法，「这三层在西洋文中都早做到了。我们拿西洋文当做榜样，去摹仿他，正是极适当极简便的办法。所以这理想的白话文，竟可说是———欧化的白话文。」
最后，傅氏又说：
「练习作文时，不必自己出题、自己造词。最好是挑选若干有价值的西洋文学，用直译的笔法去译他；径自用他的字调、句调，务必使他原来的旨趣，一点不失……自己作文章时，径自用我们读西文所得，翻译所得的手段，心里不要忘欧化文学的主义。
务必使我们作出的文章，和西文近似，有西文的趣味。这样办法，自然有失败的时节，弄成四不像的白话。但是万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败，一条的失败，丢了我们这欧化文学主义。总要想尽办法，融化西文词调作为我用。」
傅斯年的这些意见，六十年后看来，自然觉得过分。实际上，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健将，例皆低估了文言，高估了西文。
胡适在当时，一口咬定“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儿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最近于白话”。
他认为我们爱读陶渊明的诗，李后主的词，爱读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因为这些全是白话的作品。
但是证以近年来的文学批评，不近于白话的李贺、李商隐，也尽多知音，甚至于韩愈、黄庭坚，也不曾全被冷落。
杜甫的语言，文白雅俚之间的幅度极大，有白如《夜归》之诗句“峡口惊猿闻一个”和“杖黎不睡谁能那”，也有临终前艰奥多典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那样的作品。年轻一代的学者评析杜诗，最感兴趣的反而是《秋兴八首》那一组七律。
新文学的先锋人物对旧文学那么痛恨，自有其历史背景，心理的反应该是很自然的。
前面引述的几篇文章，大都发表于1918年，与废科举（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相距不过十三年，科举的桎梏犹有余悸。
年事较长的一辈，如梁启超、吴稚晖、蔡元培、陈独秀等，且都中过举，具有亲身经验。
所谓八股文，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对他们说来，正是吞吐已久的文学气候。
我们不要忘了，曾国藩死的那年，吴稚晖已经七岁，很可能已经在读桐城派的古文了。
曾国藩说：
“古文无施不宜，但不宜说理耳”，乃被钱玄同抓到把柄。
当时的轧记小说多为聊斋末流，正如胡适所嘲，总不外如下的公式：
「某地某生，游某地，眷某妓。情好綦笃，遂订白头之约……而大妇妒甚，不能相容，女抑郁以死……生抚尸一恸几绝。」
林琴南译小说，把“女儿怀了孕，母亲为她打胎”的意思写成了“其女珠，其母下之”，一时传为笑柄。这些情形，正是新文学先锋人物反文言的历史背景。
不过胡适、博斯年等人毕竟旧学深邃，才能痛陈文言末流之种种弊病。他们自己动笔写起文言来，还是不含糊的。
以傅斯年为例，他最初发表《文学革新申议》和《文言合一草议》，是用文言，到了发表《怎样做白话文》时，就改写白话了。
一个人有了傅斯年这么深厚的中文根底，无论怎么存心西化，大致总能“西而化之”，不至于画虎类犬，陷于“西而不化”之境。
1950年，孟真先生殁前数月，传来萧伯纳逝世的消息，他一时兴感，写了三千多字的一篇悼文《我对萧伯纳的看法》，刊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
文中对那位“滑稽之雄”颇有贬词，但是令我读之再三而低回不已的，却是那简洁有力的白话文。
足见真通中文的人，体魄健全，内力深厚，所以西化得起。西化不起，西而不化的人，往往中文原就欠通。
今日大学生笔下的中文，已经够西化的了，西化且已过头，他们所需要的，便是“华化”。
